按照國家《大氣污染防治行動計劃》的部署，在此之前京津冀地區已開展有關區域協作嘗試。但與京津冀地區的情況有所不同的是，長三角各地區間相互協作和聯結的內在基礎是市場，也就是經濟發展的互補性需要。因此，具體到大氣污染的防治，并不存在某個地區(省市)一定要從政治或大局的高度來服從另外一個地區大氣環境保護目標的可能，*的可能只能是實現共贏。這意味著，要真正驅動作為長三角生態環境功能區一分子的各地參與到區域大氣污染防治的框架中，就要有一些內生的動力。顯然，如果加入了防治協作框架而又不能給本地區帶來相應的激勵，那么這樣的污染防治機制也許只能是一個“擺設”。
從國家大氣污染防治的大局出發，按照區域的范圍建立“大塊狀”的生態環境保護管理新機制已是迫在眉睫。一方面，出于縮小管理層級和提高執行力的需要，原先的生態環境保護管理體制有必要從“被碎片化”的行政區域劃分中盡快調整過來，改為適應不同生態功能區特點的“中觀”管理模式。另一方面，從現有的央地財權事權劃分體制來看，生態環境保護工作在短期內仍需以“屬地化”為主，如果一味拔高其管理層級的話，恐怕又會令萬眾矚目的大氣污染治理不能落地而無法在短期內取得較大成效。　　
不過，關鍵問題仍在于，如果說單純的“屬地化”生態環境保護管理體制因缺乏外部聯動效應而缺乏成效。那么，長三角的大氣污染防治協作機制究竟可以給各地區帶來怎樣的內在激勵，并進而實現“共贏”呢?
拋開政策目標激勵，如轉變經濟結構，提高能源利用效率，改變交通出行方式以及統一標準，要讓區域協作機制產生活力，還需有一個過程性的參與激勵，這一點對于市場化程度相對較高，市場意識基礎較好的長三角地區而言尤其重要。也就是說，每執行一個朝向zui終政策目標的過程和環節，能否給各參與方帶來確切的好處。如果在每一個環節都能給地方帶來好處，那么各方就有積極性予以執行，將協作機制往前推;反過來，如果某一方覺得自身受損，不愿意繼續下去，那么這個環節也就無法完成，而讓政策目標漸行漸遠。
對過程施加參與激勵，顯然是被考慮到的。在有關方面公布的聯合行動中，有一點非常值得留意，那就是“推動大氣污染的第三方治理，構建開放統一的環境服務市場”。這在本質上其實是一個“市場開放”的概念，其中有兩層意思。
其一，這個環境服務市場要向包括國企、民企、外企等在內的各類市場主體開放。這一點，其實也與上海自貿區的改革試驗一脈相承。在去年公布的上海自貿區負面清單中，我們可以發現，其中并沒有包括“環境服務”這一項，也意味著，在環境服務這一產業范圍內，未來將更多依賴市場競爭的力量。
對內統一。對內統一的意思是，長三角各地區間打破相互的壁壘，讓各種環保的技術和服務在長三角內部自由流動。當然，未來這樣的流動還應進一步擴大到全國范圍。不過，*步有必要在同質性較高的區域內部進行流動，讓有條件、有能力的地區為其他地區服務，而不是相反。具體而言，長三角的大氣污染防治協作機制也就有了進一步提高要素市場市場化程度的含義，而要素市場的市場化也恰恰就是當前亟須解決的改革難題之一。如果長三角能在大氣污染治理的市場機制上有所突破的話，將是對全國范圍內推進環境保護工作的極大貢獻。
對于大氣污染防治，區域性“市場開放”的意義絕不僅僅止于環境服務的輸入和輸出。下一步，隨著國家對各區域環境污染排放加緊總量上的控制，有市場基礎的長三角區域應該提前考慮的是，先行先試，對污染排放權這一要素進行市場配置。這，無疑才是更大的改革嘗試和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