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以來，中央下放了很多權力給地方，但如何審核、監督這些下放給地方的權力之使用，現在看，是缺乏設計的，有失控的跡象。要解決這問題，涉及到中央權力與地方權力的問題，也涉及央利益和地方利益問題。
過去，中國城市處理債務問題的邏輯大致是：地方*開發土地搞招商引資，債務積累到一定程度，地方債務上交中央并且變成銀行的不良資產，然后國家出面用全民資產來償還債務，處理不良資產。此后再放開搞活，中央和地方*推出經濟刺激方案，進入新一輪的擴張和債務循環，重復同樣的結果。這樣的模式，只是把風險不斷地推后累積，而危機爆發只是時間問題。
全國財政為污染嚴重地方撥款治污屬于逾期的償債。環境污染嚴重地區重工業發達，對環境破壞嚴重，包括對大氣的污染也嚴重，這些地區為全國經濟增長輸送了大量資源，為國家貢獻了財政收入的同時，環境成本卻沒有得到市場或財政的補償，形成環境欠賬，環境問題累積到現在變得異常突出。
其次，環境污染很容易跨越行政邊界，上升成為一個跨地區乃至全國性的問題，比如霧霾和酸雨。而由于人是全國性流動的，這本身也會演變成一個全國性的民生問題。應該認識到，環境治理目前仍然屬于公共事業，離不開*財政投入，國家財政把資金投在老百姓zui需要的地方，這也是民生的要求。
人們常說，治污要治本，治本先清源。加強環境保護、遏制環境污染，如果只注意治理已經出現的污染，不從源頭抓起，往往是按下葫蘆浮起瓢，陷入防不勝防的惡性循環。近日，北京市環保局相關人士表示，環境問題體現在末端，根源在前端。因此，防治環境污染，必須從源頭上抓起，才能起到釜底抽薪的作用。
李克強總理提出用勇氣和智慧打造中國經濟升級版，很重要地就是要力推綠色發展，把讓人民群眾呼吸潔凈空氣、喝干凈水、吃安全食品作為發展的重要內容。尤其在今年年初霧霾覆蓋大半個中國，人民群眾意見較大的情況下，各地已經把PM2.5作為監測空氣污染的重要指標，以避免空氣指數與居民感受相差甚遠。空氣、水和陽光是人類生活的必需品，不能有一絲一毫的污染，容不得一點沙子。
對末端治理和源頭改造，有一種解釋是需求學派和供給學派的區別。中國長期執行需求學派的*政策，主張財政投入和貨幣寬松，形成了一些“堰塞湖”問題，造成需求結構性不足和結構性過剩并存的兩難。因此，長期來看有限的財政資金應該更多向減輕大氣污染的新技術投資和環境友好的新產業投資領域傾斜，尤其加大生態建設投入，這才是治本之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