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經濟社會的快速發展，產業結構、能源結構不合理的矛盾加深，環境污染問題突出，環境保護形勢嚴峻，公眾維護自身權益、參與環境保護的意識日益增強。但公眾對環境保護的知情權、參與權、表達權、監督權卻沒有得到有效落實。
2014年新修訂的環境保護法就“信息公開和公眾參與”作專章規定，充分表明環境保護公眾參與的重要地位和作用。
全國人大常委會于2014年4月24日通過了“*zui嚴格”的環保法修訂案。與此同時，備受關注的環保公益訴訟主體也在有限放開，“依法在設區的市級以上人民*民政部門登記，專門從事環境保護公益活動連續五年以上，且無違法記錄的社會組織，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訴訟”。專家表示，目前國內符合上述條件的社會組織有300家左右。有環境法學專家表示，接下來zui關鍵的，就在于法院如何“接招”了。而在實踐層面，包括中華環保聯合會在內的社會組織，面臨立案難等的現實問題。輿論期待，修改的環保法能為艱難前行環境公益訴訟，提供新的動力。
在環保法修訂中，備受社會關注的環保公益訴訟主體資格，也經歷幾次調整修。
2012年8月，一審時，“公益訴訟”未列入。2013年6月，二審稿規定，“公益訴訟主體為中華環保聯合會以及在省、自治區、直轄市設立的環保聯合會”。
2013年10月，三審稿限定為：依法在國務院民政部門登記，專門從事環境保護公益活動連續五年以上，且信譽良好的全國性社會組織。
2014年4月，四審稿擴大到“設區的市級以上*民政部門登記的相關社會組織”。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資源與環境政策研究所副所長常紀文表示，公益訴訟主體資格的放開，是這次環保法修訂中zui大的亮點之一。
早在2010年11月，貴州省貴陽市公眾環境教育中心與中華環保聯合會作為原告，向清鎮市環保法庭對定扒造紙廠提起訴訟，請求法院判決造紙廠立即停止對南明河的污染侵害。這起公益訴訟，是全國*由環保組織提起并勝訴的環境公益訴訟。訴訟的結果是，定扒造紙廠及其周邊的造紙廠停止排污，一些造紙廠關閉或開始修建污水處理系統。
長期以來，案件受理范圍具有局限性被認為是生態環境司法保護的問題之一，由于法律未明確原告主體資格，導致大多數涉及生態環境司法保護的案件無法得到受理、立案。與此同時，鑒定難、周期長、地方保護主義等，也成為生態環境司法中亟待解決的問題。然而，從近年來出現的一些環境訴訟來看，這些問題正逐漸得到解決。
2012年新修訂的民事訴訟法第五十五條規定，“對污染環境、侵害眾多消費者合法權益等損害社會公共利益的行為，法律規定的機關和有關組織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訴訟”。
即將于2015年1月1日實施的新環境保護法第五十八條規定了環境民事公益訴訟的主體資格，即依法在設區的市級以上人民*民政部門登記，專門從事環境保護公益活動連續五年以上且無違法記錄的社會組織。同時，zui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環境民事公益訴訟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征求意見稿)》對上述已有規定作了細化的司法解釋，其中，對民事訴訟法第五十五條中規定的“有關組織”界定為依照法律法規的規定，在民政部門登記的社會團體、民辦非企業單位以及基金會等社會組織；對新環境保護法第五十八條規定的“專門從事環境保護公益活動連續五年以上”界定為，社會組織成立五年以上，章程確定的宗旨和主要業務范圍是維護社會公共利益，且從事環境保護公益活動的。社會組織提起的訴訟涉及的社會公共利益，應與其宗旨和業務范圍具有關聯性；對新環境保護法第五十八條規定的“無違法記錄”界定為，社會組織在提起訴訟前五年內未因違反法律、行政法規受到行政、刑事處罰。
在加強環境司法的探索中，環境公益訴訟一直扮演著先鋒角色，不斷推動環境司法進步。而環境公益訴訟制度能夠不斷推進，并在實踐中取得積極效果，來自環境法治兩個迫切需要：一是需要強化環境司法；二是需要擴大環保公眾參與，包括來自民間的參與和有關部門的參與。
發達國家的環境公益訴訟建立在較為完善的環境司法基礎上，因此環境公益訴訟規則以賦予原告起訴資格為主。而我國建立環境公益訴訟制度，建立在民事和行政環境訴訟不發達的基礎上，需要完善一系列配套規則。正是在環境公益訴訟實踐需要的推動下，我國環境損害賠償的有關損害鑒定評估、舉證責任規則等逐步完善。zui高人民法院關于民事環境公益訴訟的司法解釋，也涵蓋了多方面內容。
國外的環境公益訴訟建立在較為規范的法治秩序基礎上，主要任務是用訴訟手段解決具體法律條款的實施問題。而我國的環境公益訴訟，需要改變企業及社會公眾環境守法意識薄弱、環境違法行為較為普遍的現實。因此，公益訴訟需要具有威懾性的手段，如嚴格的具有懲罰性的環境損害賠償。江蘇省泰州市曾判決污染企業支付1.6億余元，以賠償環境修復費用。現階段，急需涌現更多這樣的環境公益訴訟案件，來說服企業守法。
國外的環境公益訴訟以環保組織起訴為主，基本沒有國家機關參與。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國家機關被賦予了環境司法權，如環保部門可以將違法案件移交司法部門（相當于我國檢察機關）起訴；另一方面是環保組織較為發達，具有在法庭上抗衡大型企業乃至國家的實力。至于我國，環保組織力量還較為薄弱，短期內難以獨立提起有影響的環境公益訴訟。因此，需要授權有影響力的國家機關、社會團體乃至個人，積極參與環境公益訴訟。